“三聚焦三着力”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心走实

他认为，性由道而成，由教而兴。

唐虞之际，男女虽有别而礼制尚阔。过去认为，王守仁是朱熹的批判者，而罗钦顺是朱熹的继承者，这是不正确的，至少是不公正的。

欲和情一样，都是性之所有，喜怒哀乐之情不可去，欲难道可去吗？既然欲出于性，合于理，就不能说成恶。王廷相否定了本然之性，同时也就否定了先验性善论。传经、讨业、致知固其先务矣，然必体察于事会而后为知之真。由是观之，二者圣愚之所同赋也。[100] 天地之先只有此理，是朱熹的重要思想。

如果不运用精思，逐逐焉惟前言是信，几于拾果核而啖之者也，能知味也乎哉。所谓灵明各异，是说人之灵明即主观精神各不相同，对于理的认识各个相异，不能说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[10]《咸》，《周易外传》卷三。

[32] 他批判那种把无极太极说成无名、真空等唯心论观点为愚不可瘳。事不仅指社会人伦日用之事，而且指一般的客观事物。因此，他反对那种等知了之后再去行的说法。但仁心可放，灵明之心固在，灵明之心就是实体。

从认识过程讲，他认为行先知后。因此，流行理气，流行于形中也[19]。

主观同客观接触，才能产生认识活动。[176]《中庸·第二十章》，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三。只有求之于事事物物，以万物固然之理为依据，通过客观事物对主体的作用，才能反映事物之理，正确处理主观同客观的关系，达到主客观的统一。[100]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，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十。

[14]《四书训义》卷二中。彼非谓知之可后也，其所谓知者非知，而行者非行也。所谓健顺五常之理，也就是所以然，是指物质所固有的本质属性，也就是人性的来源。他同意生之谓性的说法，认为无生则无人，无人则无性。

[14] 这就是说，凡可见可闻者，都是有形有声的具体事物，气则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。无体无用，无用非其体。

[166] 他根据《尚书·说命》中知之非艰，行之惟艰这句格言，引出行先知后的结论，这是对宋明以来关于知行关系辩论的一次唯物主义总结。[66] 道虽代表事物的本质，但必须以事物为实体，通过事物表现出来。

[173] 他对俗儒和异端一起进行批判，就是对朱学和王学一起批判。这种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结合或统一，就是王夫之所说的格物致知。几是动之微，神是微妙的作用。他认为，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与声色臭味等感性欲望都属于人性，都来源于天命之自然。会归于一，就是经过推理、分析和归纳，观其会通，由个别上升到一般。理欲本来是统一的，二者同行异情。

太极既是阴阳对立的统一体，因此，太极不可与阴阳析处而并列，更非孤立于阴阳之上。这是在对朱熹思想进行批判继承和唯物主义改造的基础上提出来的。

[21] 太虚并不是虚空无一物，也不单是虚空中无形之气，而是物质存在的空间形式。[124]《召诰无逸》，《尚书引义》卷五。

在性情欲的问题上，朱熹虽承认人欲中自有天理，但又说理欲不两立。在阶级社会里并没有普遍人性，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并不是普遍的道德，作为道德化的人性，当然也不是普遍的。

体用一依其实，不背其故，而名实各相称矣。[151]《康诰》，《尚书引义》卷五。就是说，动物只有自然属性，而无社会属性，人则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。则川流为道之体，而道以善川流之用。

他说：且夫知也者，固以行为功者也。他说：夫道之生天地者，则即天地之体道者是已。

[34]《系辞上》，《周易内传》卷五上。因此，思虑之知不必依靠见闻。

因此，不能简单地说，王夫之直接继承了张载。[154] 他明确提出，不要去死读书，要在你所从事和接触的现实事物中去格物穷理。

王夫之则强调性的客观性，并不是主体所固有。[73]《系辞上》，《周易外传》卷五。知或未能行，这是对的。三、理欲统一的人性论 王夫之的人性论学说，是在批判和改造朱熹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。

神则内周贯于五官，外泛应于万物，不可见闻之理无不烛焉。而其思也，适以害义而已。

为什么呢？盖格物者，知性之功，而非能知其性。[179] 又说：凡知者或未能行，而行者则无不知。

[31]《系辞下》，《周易内传》卷五下。程朱论道器，都是从形而上、形而下的意义上说的。